古代賢士家訓教子的“八不”義方

古代賢士訓子“八不”義方

在中國古代，賢達之士運用家訓教子源遠流長。自周公《誡伯禽》始，各種家訓陸續面世，散見於經子史集之中，比較著名的如《顏氏家訓》、《袁氏世範》、《溫公家範》、《治家格言》、《曾氏家書》、《鄭板橋家書》、《雙節堂庸訓》等，儘管着重點因門戶不同而有別，但富有遠見的思想總體上小異大同。基本上可概括爲“八不”：

1、地位優越不可驕。

達貴官宦之家有着優越的政治地位，子弟很容易由此而滋生驕氣，教之以謙遜之道，實乃智慧之舉。三千餘年前，周公姬旦的兒子伯禽被封爲魯國國君。上任前，周公反覆告誡：“子之魯，慎無以國驕人。”意思是說，你不要因此驕傲起來而怠慢了士人。他還以自己現身說法：“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於天下亦不賤矣。然我‘一沐三捉髮，一飯三吐哺’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”他認爲：“德行寬裕卻能恭敬待人，就會得到榮耀；土地廣大卻克勤克儉，就沒有危險；祿位尊盛卻謙卑自守，就能常保福貴；人衆兵強卻心懷敬畏，就能常勝不敗；聰明睿智卻總認爲自己愚鈍無知，就是明哲保身之士；博聞強記卻自覺淺陋，那是真正的聰明。這六點都是謙虛謹慎的美德。”字裏行間，彰顯着若谷的?懷。曾國藩認爲，“無論大家小家、士農工商，勤儉節約，未有不興，驕奢倦怠，未有不敗。”因此，他在寫給其子曾紀澤的信中告誡：“世家子弟，最容易犯一奢字、傲字……見鄉人則嗤其樸陋，見僱工則氣指頤使，此即日習於傲矣……京師子弟之壞，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，爾與諸弟戒之，至囑至囑。”這些家訓，將“驕”與失人心相提並論，足見重視程度是很高的。

2、生活富足不可奢。

古代顯官達貴享受優厚的俸祿，大都“舉家錦衣玉食”。然而富足的生活條件，往往易使子弟滋生奢侈。因而有識之識教育子弟，都非常重視戒奢從儉。三國蜀相諸葛亮在給兒子諸葛瞻的《誡子書》中寫道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德。非淡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”，此說歷來爲人稱道。北宋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在《訓儉示康》中說：“衆人皆以奢靡爲榮，吾心獨以儉素爲美。人皆嗤吾固陋，吾不以爲病。”並深刻指出：“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，枉道速禍；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，敗家喪身。” 清監察御史林則徐，晚年在給三個兒子的家產分配書中說：“惟念產微息薄，非儉難敷，各須慎守儒風，省嗇用度，並須知此等薄業購置甚難，凡我子孫，當念韓文公所云‘辛勤有此，無迷厥初’之語，倘因破蕩敗業，即非我子孫矣。”他還給兒子們寫了一副對聯：“子孫若如我，留錢做什麼？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；子孫不如我，留錢做什麼?愚而多財，益增其禍。”後來，林則徐的三個兒子均清廉爲官做人，與謹遵父訓是分不開的。

3、父兄有功不可恃。

封建社會，父兄有功，澤及子弟，官宦子弟處於比平民百姓遠爲優越特殊的地位，很容易成長爲仗勢欺人、橫行鄉里的“衙內”。因此，有遠見的賢士常常教育子弟自強自立，既不要“拼爹”，也要防止“坑爹”。北齊平原太守顏之推的《顏氏家訓》如是教育子弟：“父兄不可常依，鄉國不可長保，一旦流離，無人庇廕，當自求諸身耳”，所以最有效的辦法，便是依靠自己立足於世，正所謂“積財千萬，不如薄技在身。”清代曾做過兩任知縣的汪輝祖在《雙節堂庸訓》中指出：“專以好勝爲念，必至心馳於外務；勝人之虛名，忘修己之實學，則人以虛名相奉，勢且墮人之術，受人之愚，而不自知其弊，終至失己而後已。”湖廣總督張之洞致遠赴東瀛留學的兒子：“汝此後當自視爲貧民，爲賤卒，苦身戮力，以從事於所學，不特得學問上之益，而可借是磨練身心”。不僅教之勿以貴胄子弟自居，還講了此爲之有好處，可謂言之諄諄、教子有道。

4、高官顯職不可圖。

官位升遷，本是封建官吏夢寐以求的，但有識之士對此卻謹慎尤加。顏之推強調取官一定要走正道。他說，齊朝末年，不少人用財貨託附外戚家，走後宮路線，封得太守縣令，儘管“印組光華，車騎輝赫，榮兼九族，取貴一時”。但一旦爲“執政所患，隨而伺察，既以利得，必以利殆，”既然你用財利取得官職，必將因爲財利而招致危險，稍微有點小差錯，就會被肅正，深坑陷阱正等着，板子的瘡痕未復又遭審問，即使能得免死，無不破家，到這個時候“然後噬臍，亦復何及”，悔之晚矣。北齊黃門侍郎崔?，天保初年在朝廷值勤，掌管機密要事，其兄看到不少貴胄子之家子弟都在京城當官，便以“出外藩，有損家代”爲由，要求崔?將兩個在外地做官的兒子調到京城，以光耀崔家形象，崔?回答說：“立身以來，恥以一言自達，今若進兒，與身何異”。這裏既有堅守清廉形象的考慮，其實規避了“高處不勝寒”之險。曾國藩則把“戒官戒財”作爲教子要義，他有個理論：“遭此亂世，雖大富大貴，亦靠不住。”因此他告誡兒子們，“莫作代代做官之想，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。門外掛匾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。”這種教子之方，在“學而優則仕”、“讀書爲做官”的封建社會裏，堪稱匠心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