雛菊影評
雛菊影評（一）
雛菊，菊科中的草本植物，喜光不耐陰。據說花語‘你是否愛我’，因此，雛菊通常是暗戀者送的花。
暗戀本是件既憂傷有美麗的事。單株凌弱的雛菊堅持着生長，就像人們堅持不懈的暗戀，美好的感情讓人能夠感到絲絲甜味，然而它畢竟是暗戀，最後本是甜味的苦還是變成了純粹的苦，而雛菊的另一種花語就是‘離別’，《雛菊》最後的結局是相愛的主人公生死相隔。
已經是第三次看《雛菊》了，每看一次就會多一次感動，在那瀰漫着淡淡雛菊香味的述說中，在刻畫細膩無處不在的憂傷中，在撲朔迷離的感情交叉懸念中…我無法不被它吸引。如同一杯醇醇的好茶，只有用心品嚐，才能感到衝擊心底的味道。
惠英和樸毅從未正式交往，樸毅這能默默地在角落裏看着惠英，而惠英，連樸毅長什麼樣都不知道。可這並不妨礙他們相愛，一座小河上的橋，一次次‘給你送花來了’的聲音，一盆盆燦如朝陽的黃色雛菊，已經連上他們心裏的路。樸毅是株黑色的鬱金香，作爲殺手的他伴隨着的是殺戮，鮮血…所以命中註定只能躲在黑暗裏，假裝自己與惠英喝咖啡，道別…眼睜睜的看着；心愛的人誤以爲送了雛菊的正佑就是自己而與之相戀。儘管痛徹心扉，樸毅卻是無可奈何。誰也不能阻止一個冷麪殺手對一個畫家的愛，誰也不能否認這種痛徹心扉的純愛，對別人有多冷血。對自己愛的人就有多柔情。韓劇在物慾縱橫的今天能處於不敗之地，與世俗無關的純愛主題無疑發揮了極大的作用，它建立了在現實中不可能的童話世界，這個童話世界讓我們倍感溫暖欣慰。樸毅終於與惠英見面了，不是因爲要得到惠英，而是樸毅看不下去惠英在正佑死後的慘痛狀況。
雖然最終他們已能彼此相認，然而就像結尾曲所唱的‘我夢見的愛情啊，總是離我這麼近，但我能做的只是，看着你不發一言’。在這個充滿陌生人的城市裏，每天每天我都在繪畫愛情裏生存，等待和期待你在這裏出現，帶着雛菊的香味。是太遲了但是現在，我最終找到了你，但可能我們生就不能在一起，我從未希望讓愛飛走，但是對不起我得走了，留下你一個人在這裏呼吸。惠英爲樸毅擋了槍子，樸毅也曾爲了救惠英而扳動扳機。兩個人再怎麼惺惺相惜，也註定是個無言的殘缺結局，如同雛菊再怎麼向上生長，卻只長出不能發育的愛。惠英繪畫着愛，等待雛菊的芬芳跟着那個人驟然而來。其實夢寐以求的愛，已經近在咫尺，只是惘然不知…當愛情降臨的時候，她不知道他的守候；當愛情真相大白的時候，他看着她在自己的懷裏死去。這部電影，有乾淨唯美的畫面，純淨悅耳的音樂，有憂傷執着的等待，惠英，一個人淡如菊的女子，出現的每個鏡頭都像一幅設計好的畫面，帶着草帽的她，推着單車的她，專心繪畫的她，人羣中無聲吶喊的她。全智賢和其他兩位男主角的精彩表演，爲本片打打加分。
尾聲，畫面又轉回了開始，原來三個人早已經相遇，他們曾在一個屋檐下躲雨，雨小了，惠英和正佑先後跑出去，樸毅將那盆雛菊高高的舉出來，陽光下是一片美麗的身影。
雛菊影評（二）
漢娜·施密芝在獲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監獄裏自殺了。麥克·伯格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內疚走進了她的獄室，書架上整齊地放着他寄給她的錄音磁帶，還有一些她學會讀寫後借來閱讀的書籍。
在這些施密芝閱讀過的書籍中，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·阿倫特（Hannah Arendt）的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——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》。
艾希曼是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-4課的課長，曾通過自己在鐵路運輸方面的專長把百萬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。戰爭快結束時，火車車皮不夠用，艾希曼便讓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營地。
阿倫特（猶太人）作爲《紐約客》的特約記者在耶路撒冷旁聽了對艾希曼的審判。讓阿倫特震驚的是，這個“殺人魔王”看上去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，表現得畢恭畢敬，甚至像一位紳士。
在艾希曼身上，阿倫特看到了：“恐怖的、難以表述的、難以想象的惡之平庸（the banality of evil）。”
艾希曼確實是一個盡忠職守、嚴謹勤奮的官員，每天埋頭於時刻表、報表、車皮和人頭的統計數字，極具工作效率。第三帝國的“國家理性”完全支配了、也合法化了艾希曼這樣的“平庸”官僚的行爲。他反覆強調，自己只是龐大系統中的一個小齒輪。
阿倫特認爲，使得納粹的罪行得以實現的絕大部分人都具有這種“平庸”特徵，他們輕易地放棄了個人判斷的權利。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，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。這就是應當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。
《朗讀者》的小說作者、柏林洪堡大學法學教授本哈德·施林克（Bernhard Schlink）無疑受到了阿倫特的影響，他對納粹罪行及其影響的思考始終在“平庸”的普通人的生活層面展開。
那麼，漢娜·施密芝真的就是“平庸之惡”的又一個例證嗎？
雛菊影評（三）
漢娜確實是“平庸”的，因爲她是一個文盲，還用謊言極力掩飾這一點。換句話說，漢娜由於無法讀寫（文盲）因而不能從文化及其社會秩序中獲得正常尊嚴，進而把掩蓋這種失敗作爲其一生拼死維護的尊嚴本身。
漢娜熱衷於傾聽朗讀，她對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嚮往越強烈，她對自己文盲身份的厭惡和恐懼也就越強烈，這是同一種感情的兩面。這讓她近乎瘋狂地走上了一條維護、追求尊嚴的道路，爲此不惜撒謊，拋棄工作和愛她的人。
這種創傷性的尊嚴貫穿了漢娜的一生，構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。這種基本特徵已經從根本上決定了她首先是一個值得同情的形象。
和艾希曼作爲有文化的“專家”卻放棄個人思考判斷和尊嚴相比，漢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輕易放棄的這一切，雖然這種追求的起點很低而且困難重重。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那個時代在德國普遍瀰漫的那種麻木，漢娜顯然無法超越這一點。
這種麻木既瀰漫在集中營的施害者身上，也瀰漫在受害者身上；瀰漫在法庭上的審判者身上，也瀰漫在被告身上；瀰漫在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中。（小說比電影更清楚地展示了這一關鍵內容，電影中只出現了一個在法庭上織毛衣的被告形象）。
在集中營裏，無論囚犯還是看守，他們要繼續自己的生活，一天一天地活下去，就不得不把毒氣室和焚屍爐——殺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得不把他們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輕，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藥或喝醉了酒一樣讓麻木狀態佔據自己。
在這種共享的麻木之上，他們形成了一種使惡得以日常化的合作關係。在這種環境中，是非、善惡、生死等基本倫理問題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各種本職工作的日常計較。
漢娜的不幸之處在於，在她那條偏執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，在她成爲有文化和尊嚴的人之前，在她能思考人類的尊嚴之前，她已經不得不面對了關於人類尊嚴的大是大非的殘酷考驗——她沒有能解救教堂裏的那些猶太人，這是殘酷的、有罪的，但這符合她當時的思考和行動能力，符合那個環境輕易強加給一個文盲的一切。
